首頁>書畫·現場>一點一評一點一評

康有為、梁啟超的碑派書風:天海高曠 水月清華

2018年10月17日 14:23 | 作者:奕品 | 來源:中國文化報
分享到: 

原標題:天海高曠 水月清華

杜甫日暮詩 112×54厘米 梁啟超 廣州藝術博物院藏

行書五言聯 177×46.5厘米×2 康有為 廣州藝術博物院藏

在中國近代史上,康有為和梁啟超是兩位非凡的人物。他們是中國近代史上重要的思想家、政治家、教育家,中國向西方尋求真理的主要人物,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代表人物,戊戌變法運動的主要領導者。同時,他們也是中國近代著名的書法家和書法理論家,碑學派代表人物。與其非凡的政治氣概一樣,他們在書法領域也表現出非凡的藝術特質。

今年是戊戌變法120周年,為紀念這一歷史事件,廣州藝術博物院與廣東省博物館聯合舉辦了“天海高曠·水月清華——康有為梁啟超書法展”。此展于9月9日至12月10日在廣州藝術博物院歷代繪畫館展出,共展出康有為和梁啟超作品70余件(套),包括康有為的《行草書鄧承修臨王羲之蘭亭序跋》《行草書格言》《行草書七言詩》以及梁啟超的《楷書八言聯》《行楷書李世民圣教序語》等。據了解,此次展覽名稱中“天海高曠”“水月清華”八字分別取自康、梁的書法作品,這也是二人不同書法特質的象征。此外,廣州藝博院以此陸續開展了一系列的公共教育活動,如“萬木草堂講學堂——穿古裝寫書法”“萬木草堂講學堂——康有為梁啟超書法展(仿制品)巡展”“萬木草堂講學堂——康有為梁啟超書法展講座”等。

康有為(1858—1927),名祖詒,字廣夏,廣東南海(今屬佛山)人。繼阮元和包世臣之后,康有為以其書法理論著作《廣藝舟雙楫》進一步對碑學作了全面總結,提出“尊碑”之說,主張以碑派書風取代帖派書風,意在矯正帖派輾轉翻刻的流弊,將碑學運動推向一個新高潮。他擅長行書和草書,作品主要得力于北魏摩崖石刻《石門銘》,追求氣勢,不拘小節,體勢洞達,寬博舒展,線條恣肆豪放乃至粗野荒率,如枯藤老樹,蒼莽凌厲而又富于節奏感。

可以說,康有為的書法作品是其書學主張的具體實踐。書法理論家陳永正認為,康有為一力提倡碑學,而在創作上卻運帖入碑。比如,康有為在博覽群碑之后,采用了以“圓筆”作碑體的特殊方法,因而有別于清代以“方筆”為主的碑派諸家。而這種圓筆,正是“帖派”書家的老本領。此外,以貌取神,獨自運筆,也是康有為學習北碑的成功之處。康有為在《碑品》中,以《靈廟碑陰》《石門銘》為神品,其一生得力也在于此。康字的結體及運筆源出《石門銘》,而取《靈廟碑陰》的神韻,此外還受到稍早的書家鄧石如、張裕釗等影響,不專于一碑一家,博取兼收,匯百流于大海。

梁啟超(1873—1929)在政治上是康有為的得力助手,在書學思想上也深受康有為影響,但在書風上卻獨樹一幟,擅長行書、楷書和隸書。其字卓如,號任公、飲冰室主人,廣東新會人,是康有為學生,與康有為合稱“康梁”。梁啟超的書法,早年與一般讀書人一樣,學的是典型的干祿字歐體,但他對小歐尤有心得。梁氏晚年跋歐陽通《道因法師碑》中說:“大令學《蘭亭》而加放,蘭臺學率更而加斂,皆攝其精神而不襲其貌,故能自立也。蘭臺得力《化度》最深,而收斂謹嚴,達乎其極,若書家有狷者,吾必以小歐當之矣。”而由小歐轉入北碑,似較易入手,故從學康氏之后,轉習六朝碑版,尤專注于《張黑女墓志》及《張猛龍》《暉福寺》《李超墓志》諸碑刻。廣州藝博院研究員陳瀅在《梁啟超書跡賞析》一文指出梁書“受漢隸及北魏碑刻的影響,寧靜中蓄含動勢,整飭中透出遒勁,體勢方扁,用筆方圓互見,造型凝練,豐茂厚重,隸意頗濃……他那勁健端凝的書法,體現出來的是幽靜恬適、自然高遠的情調”。

注重韻味,用筆精到,字形嚴謹,神態肅穆,風格高古……陳永正認為,同是學碑,梁啟超卻拋棄了康有為的“霸悍”之氣,而追求“平和”的書風,“溫文儒雅,雍容恬靜,坐對梁氏的書法時,只感到一股清氣撲人眉宇。” 其清雅溫潤的視覺效果和嫻靜安詳的古典氣質,正是康有為所缺乏的“陰柔”之美,而近于帖派的儒雅氣息,由此也造成了碑派書風多姿多彩的局面。

清乾嘉以來,碑學思想逐漸深入人心。如果說,康有為促成了碑學構建的最終完成和書壇的空前繁榮,那么,梁啟超的繼之崛起,也在碑學思想的指引下投身于時代潮流中。他們對晚清碑學的興盛均起到了巨大的作用,以獨特的方式確立了自己在中國書法史上應有的地位。


編輯:楊嵐

關鍵詞:梁啟超 書法 書風 康有為 碑派書風

更多

更多

澳洲幸运5走势图360